“我的小耳朵只是生病了”

“外人是听不出来，我们自己家里人知道，说快了没那么利索，其他是真的跟正常孩子一样了。”说起小星的变化，小星妈妈很是欣慰。而陪孩子复健这三年多背后的艰辛，在她几次停顿、哽咽中透了出来。

孩子两周岁半时，小星妈妈才意识到孩子的反常。“那会他还不会说话，只会叫爸爸、妈妈、奶奶，我们以为只是说话迟，没太在意，如果早点发现，早点治疗就好了。”说起这个，小星妈妈仍不免自责。据她说，小星还有个哥哥，是正常孩子，他们夫妻俩，包括身边的亲戚也都没有听力障碍，因此，一开始并没往这方面想。等到发现不对，带到医院确诊，她一下子都接受不了。

“刚听到结果，真的觉得天都塌了，只会哭。还好我老公果断，说面对现实，抓紧治疗。”小星妈妈说，她这才带着孩子去杭州看病，然后在医生的推荐下，找到了市残联幼儿特教中心（市第五医院康复分院特教中心），开始康复治疗。

“我们老家是福建那边的，之前在金义新区自己办了个加工厂。为了孩子，我厂里也不管了，就在特教中心边上租了个房子，专职陪他。”小星妈妈说。每天从特教中心回来，除了按照老师布置的，跟孩子互动，强化他的认知和发音，她还给孩子读绘本、唱歌，鼓励他学着自己的样子，开口说话。从最开始一个字都发不清楚，到两个字，两个字地蹦，再到能用几个词完整表达一个意思，小星点滴的进步，对她来说，都是极大的鼓励。

“应该是治疗了半年左右，他完整说了一句话，那天我都激动地哭了。”小星妈妈说，为了让小星恢复得更好，她带小星去植入了人工耳蜗，并鼓励他多与其他小朋友交流。“毕竟有个外接设备戴在头上，刚开始也担心其他小朋友笑话他，好在之前引导过，他每次碰到小朋友有疑问，自己就会说我的小耳朵生病了，戴上这个就能听清楚。”小星妈妈说。

就这样，经过两年左右的学习，小星在4周岁多经过评估，转入正常幼儿园就读。看着孩子一天比一天好，小星妈妈觉得辛苦也算有了回报，再累也值得。

“看到孩子们的点滴进步，是我最高兴的事”

“硬起音问题较为严重，音调转换灵活度欠缺。”见到市残联幼儿特教中心（市第五医院康复分院特教中心）园长姚慧英的时候，她正在办公室整理教学档案。厚厚的一叠详细记录着每个孩子的复健情况及后续的治疗方案。

在市残联幼儿特教中心（市第五医院康复分院特教中心），一眼看去，这里和别的幼儿园别无二致，墙上贴着各类手工作品、儿童画，下课时孩子们在走廊上嬉戏打闹。“孩子也是早上送来，下午过来接，不同的是课程设置上以康复为主。”姚慧英告诉记者，此外，由于每个孩子听障程度和康复进度不一样，教案上会有所差别，算得上“一人一策”。

据了解，姚慧英是80后，原本在杭州一家公办幼儿园当老师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姚慧英接触到一些听力障碍的孩子，深受触动，2000年，她不顾家人反对，只身一人到金华创办了聪慧语训部，帮助听障孩子做康复。2010年，受邀到金华市残疾人康复中心（市第五医院康复分院）开展聋儿语言康复训练，这一待又是11年。

说到这些年的变化，姚慧英最大的感受就是社会包容度的提高和家长观念的转变。据她说，早些年愿意带孩子到专业机构做语训的并不多。“很多家长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孩子有听力障碍，怕被人看不起。”姚慧英说，现在很多家长一旦发现孩子有这方面的缺陷，会主动找过来，谈及康复治疗，也从抵触到积极配合。

“语言发育本来就是一个长期过程，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，光靠学校教育远远不够，家庭也是很重要一环。” 姚慧英说，以认知为例，早先都是用机械式地反复指读，现在更多的是讲究运用。以苹果为例，以前多是用卡片指认，现在会让家长带着孩子去市场转转，看看苹果怎么挑，问问苹果怎么卖，拿回家再洗干净、切起来，尝一尝，通过情景化的教学方式，让苹果这个概念在孩子们的心里“活”起来。

通过这样一步步探索，一点点的改进，在姚慧英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，11年来有近500多聋儿在中心得到康复训练。其中，有470多名听障儿童进入普小普幼，有13名康复后儿童步入大学校门，康复成功率在95%以上，打破了“十聋九哑”的传统观念。